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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解
題]
《三國志》65卷，合《魏書》30卷、《蜀書》15卷、《吳書》20卷，[晉]陳壽（233—297）撰著。
陳壽，字承祚，巴西安漢（今四川省南充）人，劉後主建興十一年（233）生。《晉書》（陳壽傳）載：“少好學，師事同郡譙周，仕蜀為觀閣内史。宦人黄皓專弄威權，大臣皆曲意附之，壽獨不為之屈，由是屢被譴黜。”其博學多才而又剛直不阿，為士人所重。入晉，張華薦為佐著作郎，泰始十年（274）升為著作郎，領本郡中正，《三國志》大約撰於這個時期。《三國志》既成，聲譽鶴起，劉知幾《史通》（古今正史）云：“夏侯湛時亦著《魏書》，見壽所作，便壞己草而罷。”然亦招惹嫉妒，仕途多有不順，元康七年（297）去世，享年64歲。
《三國志》的資料極爲豐富，其主要來源有二：一是魏、蜀、吳三國史官的記錄，二是同時代學者撰著的史書，如鱼豢的《魏略》、王沈等的《魏書》、韋昭等的《吳書》、楊戲的《季漢輔臣讚》、王崇的《蜀書》、譙周的《蜀本紀》等。
《三國志》原有《敍錄》1卷，可惜已經亡失，所以編撰的確切時間不得而知，只能作一個大致的推測。陳壽於泰始十年（274）編成10餘萬言的《諸葛亮集》而晉升著作郎，這時才有條件編撰《三國志》。稿成後張華薦舉他當中書郎，因荀勖作梗而未成。荀勖死於太康十年（289），則《三國志》成書於274年至289年之間，以後繼續增補修訂。
讀中國史書，注本是不可忽視的。如司馬貞之於《史記》、顏師古之於《漢書》、劉昭之於《後漢書》，均有名注問世。裴松之的《三國志注》，内容約原書的3倍，被後代注家奉為楷模。裴松之，字世期，河東聞喜（今山西省聞喜）人，宋文帝時為中書侍郎，奉敕為《三國志》作注，元嘉六年（429）七月功成奏進。他在《上三國志表》中稱：“夀書銓敘可觀，事多審正，誠遊覽之苑囿，近世之嘉史。然失在于畧，時有所脱漏。臣奉旨尋詳，務在周悉，上捜舊聞，旁摭遺逸……其夀所不載，事宜存録者，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。”據[清]趙翼《廿二史劄記》，引書達到150餘種，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增補。
《三國志》成書以後，並未馬上合成一書，而是三部書分別流行，《敍錄》則附在《吳書》後。《舊唐書》（經籍志）列《魏書》於“正史類”，《蜀書》與《吳書》於“僞史類”。北宋咸平六年（1003）始合刻為一書，但《敍錄》已經不存。南宋時多次刊刻，紹熙本是目前比較容易見到的最早版本。至於注家，[清]杭世駿的《三國志補注》6卷、[清]趙一清的《三國志注補》65卷、[民國]盧弻的《三國志集解》等，各有所長，值得重視。
陳壽編《三國志》，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，以“魏”為正統，視“蜀”“吳”為僞朝，這種史觀不僅反映在書的流通上（如《舊唐書》的著錄），也直接影響書的體例和資料採擇。一個明顯的例子，便是《魏書》有“外國傳”，而《蜀書》和《吳書》均無此傳。我們相信，當時蜀國與西南諸國、吳國與東南諸國均有交往，但在《三國志》裡體現不來，大概陳壽在編史時刪去了這方面的内容。
《倭人傳》收在《魏書》卷30“烏丸鮮卑東夷傳”中，相當部分内容摘录自曾經到過日本列島的兩位使者——建中校尉梯儁俊和塞曹椽史張政或其他赴日本的使者的報告，加之許多記載得到考古發掘的印證，所以學術界普遍認爲其史料價值很高。
《三國志》（魏書·倭人傳）比較全面記載了彌生時代後期日本列島的狀況，那時日本尚未普及文字，處在“成文史”之前的“蒙昧”時代，因此這篇“倭人傳”成爲我們了解3世紀中期日本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、思想的寶貴文獻。其成書比《後漢書》早150年左右，是中國正史中最早的日本傳記。
本校注本以日本宮内廳書陵部所藏宋版《三國志》為底本，並參考中華書局校注本、武英殿刻本、毛氏汲古阁本。 |